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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潮州到暹罗:瓷币下的华侨史

发表时间:2026-10-30

瓷币和潮州移民渊源匪浅,那么为何是潮州人呢?这就要从潮州人移民暹罗的历史谈起。潮州大规模移民暹罗始于18世纪下半叶。当时,在泰国的潮州人郑昭击败缅甸入侵者,建立吞武里王朝,潮籍移民便因此与暹罗王室贵族建立了复杂的联姻、庇护关系,并抢占了一些重要经济领域。郑昭死后,潮州人的特殊地位并未被撼动,而是延续到了接替郑昭的曼谷王朝。曼谷王朝同样继承了对中国贸易的严重依赖,从拉玛一世到二世,王室大量投资与清朝的帆船贸易,潮州商人往往是王室投资的海洋贸易的实际运行者,潮州也成为中暹贸易的中枢。潮州商人变换着身份在中国沿海贸易与暹罗特许贸易之间游走,赚取可观的利润。

但是从拉玛三世开始,暹罗王室决定改革财政制度,力图在帆船贸易之外拓展财源。其中,吸引华人移民到暹罗拓殖,并在华人移民中推行包税制度,便成为新的财政税收的重中之重。根据当时的制度,华人移民在暹罗的社会地位与当地人迥异,他们不需要承担沉重的劳役,不需要被限定居所,而是只需要缴一定的人头税便可自由移动和就业。因此大量华人从潮州、惠州、嘉应州、海南、闽南等地区通过帆船贸易航线进入暹罗,从事商业、种植园农业(胡椒、糖)、矿业、建筑业等。施坚雅先生曾做过统计,就暹罗首都曼谷而言,华人事实上成为多数族群,1822年曼谷总人口约为50000人,其中约31000人为华人;到1854-1855年,曼谷总人口为30万~40万人,其中华人有20万之巨。

如此数量的华人涌入暹罗,一方面可以带动当地经济,增加政府税收;但另一方面也会造成货币供应紧张。暹罗本国并不产白银,而华人劳工在海外活动的一个首要目的就是赚取白银(银元)寄回家乡(侨乡)。倘若大量银币流入暹罗华人之手,那么不仅这些白银会很快流向中国,而且暹罗经济本身也会面临通货紧缩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当时南洋各国普遍存在。当地政权的普遍做法是在华人中推行鸦片、赌博、妓院、酒等上瘾性消费,并通过包税制度来促进华人在当地的消费,从而将大量白银(银币)以包税的方式留在当地。拉玛三世上位之初就在暹罗系统推行包税制度。包税的内容包括重要的商品,例如胡椒、柚木、椰子油、糖等等。到了拉玛四世的时候,一度被拉玛三世废止的鸦片包税也被重开,赌馆包税制度也在这个时期形成。

不同于其他发行钱币的南洋华人社会,暹罗华人的瓷币并不仅仅流通于孤立在热带丛林中的矿区与种植园,而是在有着上万甚至几十万华人与暹罗人聚居的都市流通。因此,它们不是出现在相对孤立的华人生产活动区域,而是出现在人群混杂的闹市。

在这些地区,华人赌馆是按照政府划定的片区获得包税特权,而且赌馆包税人在这个区域内通常也承包妓院、鸦片馆。这些设施通常还彼此邻近,形成一个个华人消费活动中心。赌馆不仅提供赌博还提供戏剧表演、花会等文化活动。赌馆包税人还会获得政府品阶(类似当地小贵族),并被授予一定的行政职能,其地位相当于该赌区的领主。

馆藏各类瓷币

此外,由于缺乏行政能力,暹罗政府也将赌馆作为他们的金融机构。当暹罗政府想要开发某个区域时,就会将该区域承包给华商,让他建立赌馆等设施,这些设施可以促使当地消费,使得那些被窖藏起来的钱币重新进入流通领域,从而盘活当地经济。再加上暹罗社会当时流通价值很低的贝币与价值很高的金银币,缺乏铜钱这样的中间货币,赌馆作为资本汇集地,便发行自己的钱币来满足当地社会––尤其是华人社会––对中小额交易货币的需求。

瓷币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以潮州移民为首的暹罗华人社会所发明与接受。与锡币、铅币、铜币相比,它们色彩、形态、文字丰富,因而更容易辨识、辨伪。这使得它们能够适应多元货币共存的都市环境。同时,由于瓷币都在中国制造,这也便于赌馆发行商控制其真伪。这也解释了为何部分瓷币会出自枫溪窑,因为他们有一定能力在其原乡潮州控制这些窑口,使其不会私自烧制,或将版式泄露给他人。

大概从19世纪70年代起,暹罗政府逐渐废止赌馆瓷币。19世纪70年代是大力推行西化改革的初始阶段。改革的核心包括货币与税务。为了获取更多资金进行改革,拉玛五世朱拉隆功在1870~1875年对赌馆包税进行了重整,力图清理欠下来的债务以及打击操纵包税业的利益集团,这一度引发了紧张的政治局面。因此,赌馆瓷币发行权很可能是在这段改革期间被一次或者数次取缔。但是无论如何也不可忽视瓷币对19世纪暹罗经济发展做过的巨大贡献,以及它们在南洋华侨史中的特殊地位。

(节选自:

徐冠勉,钟燕娣:《“财通四海”:19世纪暹罗华人瓷币的“全球生命史”》《海洋史研究》,2020年第2期。)

责任编辑:岭南金融博物馆